李白和谐思想及其当代价值探略

李白和谐思想及其当代价值探略

胡门祥

摘要：李白的和谐思想内涵丰富，哲理深厚。李白主张人际和谐，强调平交王侯，以情交友及家庭和睦；主张社会和谐，强调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和谐，政治清明，关照民生；主张生态和谐，强调人与自然平等，尊重自然规律，人与自然融合统一。李白对和谐理念的倡导，可以鼓舞当代构建和谐社会的追求。通过参鉴李白的和谐理念，可以优化当代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路。

李白的诗歌艺术成就及其人格魅力征服了盛唐以来的人们，人们对李白的热爱与尊崇延续至今。李白早已成为一种文化现象，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成分。学术界研究李白文化的成果可谓汗牛充栋，对于李白的和谐理念、李白对和谐理想的执着追求，却始终未见系统的专题论文予以探讨。实际上，李白在现实与浪漫、理想之间游走与思考，形成了关于人际、社会、生态和谐的诸多理念，它们堪称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谐思想的精华，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价值，为当代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了若干有益的启示与借鉴。本文对此做一初步探讨，冀为抛砖引玉之作。

一、人际和谐

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关系，就是人际关系。人际关系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关系，有亲疏之别，好坏之分，对人的生存与发展具有重大影响。李白强调人在社会关系中的主体性，主张在尊重个体、尊崇个性的基础上，建立和维系一种平等、协调、融洽的人际关系，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衷共济、融合共生。

1、平交王侯。李白生活于盛唐时代，气势恢宏、昂扬向上的盛唐气象，使得李白与其他世子相类，均有强烈的用世之心，渴望建立功业。李白欲获得仕进，可以走科甲正途，即参加科举考试，待到金榜题名，便可锦袍加身，封官进爵。但李白对自己的才情颇有自信，他选择了另一条道路，积极从事干谒活动，企望能够得到王公乃至君主的赏识，继而以布衣之身入廊庙一展宏图。李白很早就主动交结簪组。《上韩荆州书》谓：“十五学剑术，遍干诸侯”。从此，白干谒不断，希望求取官宦的赏识、奖掖和提拔。直到去世的前一年，仍准备投身李光弼军幕。当然，李白的干谒活动也算是有所成效，开元初年为玄宗诏入长安，授以翰林待诏，随侍左右。然三年后，为佞臣所谤，赐金还乡。

李白长期与权贵交结周旋，遵循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尺度呢？李白在诗中言到，“出则平交王侯，遁则以俯视巢许”（《冬夜于随州紫阳先生餐霞楼送烟元子演隐仙城序》）。可见，虽然李白要仰人鼻息，渴求通过权贵的荐举获得功名，却没有卑躬屈膝，谄媚逢迎，而是认为，应当坚持自由独立的人格，“不屈己，不干人”，与王公平等交往，傲岸不屈。因此，在李白的交往实践中，出现了一幕幕“平交王侯”的场景。“府县尽为门下客,五侯皆是平交人”(《少年行》)。”“昔忆长安醉花柳,五侯七贵同杯酒”（《流夜郎赠辛判官》）。李白戏谑权臣高力士，趁酒醉之机让高力士为自己脱靴子，对玄宗也非唯唯诺诺，乃至于怠慢玄宗，“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什么君君臣臣的封建伦理，等级差序，都被李白抛诸脑后。李白高呼，“安得吹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可见，李白追求平等和谐的君臣关系，要求与权贵消除等级差别，追求人际平等、社会平等，具有强烈的主体意识、平等意识、自由意识以及朴素的民主意识。

2、以情交友。李白十分重视朋友关系，一生交游甚广。李白对待朋友真诚真挚，主张以情交友，以情系友，以情待友。《上安州裴氏史书》有云，“又昔与蜀中友人吴指南同游于楚，指南死于洞庭之上，白谭服恸哭，若丧天伦。炎月伏尸，泣尽而继之以血。行路闻者，悉皆伤心。猛虎前临，坚守不动。遂权殡于湖侧，便之金陵。数年来观，筋肉尚在。白雪泣持刃，躬身洗削。裹骨徒步，负之而趋。寝兴携持，无辍身手，遂丐贷营葬于鄂城之东。故乡路遥，魂魄无主，礼以迁窆”，式昭朋情。此则是白存交重义也。”友人吴指南逝去，李白不但“泣尽而继之以血”，洒下悲恸的血泪，而且竭力妥善处理好其身后事，乃至自己不惜借贷以迁葬好友遗骨，的确是昭示了李白对待朋友真诚无妄，白自诩“存交重义”，当不为过。友人贺知章去世后，李白怀念之情绵绵不绝，诗曰：“昔好杯中物,今为松下尘。金龟换酒处,却忆泪沾巾。”“人亡余故宅，空有荷花情。念此杳如梦，凄然伤我情。”（《对酒忆贺监二首》）为人熟知的李白与杜甫的交往，同样充满了朋友间真挚的情谊。二人情意相投，多次共同漫游，饮酒阔谈，情谊可谓深厚。李杜留下了相互怀念的诗篇，今人读来，仍禁不住动容。以此可知，李白待人以情，真实无妄，同时也赢得了友人的真情回馈。

3、家庭和睦。家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家庭是社会生活的细胞，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是由夫妻及子女关系结成的最小社会生产生活组织。处理好家庭关系，家庭成员和睦相处，建立和谐家庭，是人们永恒的价值取向和不懈的追求。家庭关系融洽，家庭才能兴盛发达，“父子笃，兄弟睦，夫妇和，家之肥也” ；反之，家庭可能遭受厄运，甚至破灭，“父子不和，其世破亡；兄弟不和，不能久同；夫妻不和，室家大凶。”此种情形显非幸事。

李白虽志在天下，常年游历在外，对于家庭也并非浑然不顾，先后有过两次正式的婚姻。先娶高宗朝故宰相许圉师孙女，得一子一女。许氏卒，白与刘氏相合，次与“鲁一妇人”相合，终与武后时故宰相宗楚克之孙女再婚。他渴望有一个和睦幸福的家庭。在处理夫妻关系时，李白讲求一个“敬”字，即夫妻要相互敬重、敬爱。李白对同居的鲁妇是很不满意的，直斥其“会稽愚妇轻买臣”，即鲁妇轻视他，小觑他，对他缺乏信任、尊重和真爱。李白与宗氏夫人倒是互敬互爱，感情甚笃。白欲北上幽州谋求功业，宗氏洞悉其中危险，不愿丈夫犯险，加以劝阻。李白因事永王李璘，构狱九江，宗氏四处奔走营救，后又为流放夜郎的李白送行。李白对宗氏也是用情颇深，既尊重其学道的志向，又写下了许多怀念她的诗篇。对于和子女的关系，李白渴望的是“父慈子孝”的和美。李白其实很享受子女在身边的温暖，一句“呼童烹鸡酌白酒,儿女嬉笑牵人衣。”这个看似稀松平常的人伦场景，在许氏去世后，对李白来说几近奢求。由于各种原因，李白长期不能与子女团聚，李白的“父慈”往往只能表现在对子女深深的牵挂和愧疚中。“子孝”，只能是儿子最终在当涂陪伴李白，为其送终。可见，李白的家庭生活难称圆满，谈不上和睦幸福，甚至带有悲剧色彩。当然，这种不够和谐伦理悲情是诸多因素铸成的，我们不能因为“悲剧”的存在，就否认李白对家庭和谐的追求和向往。

二、社会和谐

李白胸怀宏阔的功业抱负，渴望“济苍生，安社稷”。在《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李白写道：“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洲，不足为难矣。”此句不仅揭示了李白企望以卿相身份辅佐君王治国，而后归山隐逸的政治理想，而且揭橥了“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和谐图景，李白想要构建一个安定、统一的国家，塑造一个稳定、和谐的社会。

1、国家统一。国家统一，是社会和谐的一个重要前提。有了国家的统一，才有可能迎来太平盛世，人们才会有安定幸福的生活。一旦国家统一的安定局面被打破，随之而来的是各种灾难性的后果：混乱、战争与社会动荡，不但国运受影响，人们还会饱受战争之苦。

李白生活的开元盛世时代，天下一统、安定富庶，百姓安居乐业。杜甫在《忆昔》中描述说，“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然而，这样的局面被安史之乱彻底终结，朝廷的窘迫、叛乱势力的猖獗、战乱与黎民的苦难，给李白带来了强烈的冲击，使他深深感受到叛乱对秩序、和谐及民生的巨大破坏。《经乱后将避地剡中留赠崔宣城》有云：“双鹅飞洛阳，五马渡江微。中原走豺虎，烈火焚宗庙。王城皆荡覆，世路成奔峭。苍生疑落叶，白骨空相吊。”李白禁不住高呼“何日王道平，开颜睹天光？”（《北上行》）希望早日平定叛乱，让国内太平下来。李白加入永王李璘幕府，幻想“试借君王玉马鞭,指挥戎虏坐琼筵。南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永王东巡歌 十一》），讵料卷入李唐内争，终因附逆获囚，且被流放夜郎。然而，李白此中平叛报国、维护天下一统的拳拳之心，彰明显著，已不待智者辨矣。

2、民族和谐。李白主张民族平等、和平共处。民族平等，要义在于对传统华夷之辨、夷夏之防的消解。这在李白身上有两个表现，一是对国内少数民族英雄的赞美。在《幽州胡马客》中，李白对这个武功盖世、又能以身报国的胡马客称赞有加，似乎毫未顾及其“绿眼虎皮冠”的胡人身份。李白对少数民族名将哥舒翰守边御敌的功绩及其才华气概，也是不吝笔墨，谓：“天为国家孕英才，森森矛戟拥灵台。浩荡深谋喷江海，纵横逸气走风雷。丈夫立身有如此，一呼三军皆披靡。卫青谩作大将军，白起真成一竖子。”（《述德兼陈情上哥舒大夫》）。二是对边塞战争持公正态度。当时边疆战事不断，李白平判其正义与否的标准，不是华夷有别的儒家教义，而是侵略与反侵略之分。对于李唐王朝的保边卫国战争，李白是当仁不让、态度坚决的支持。对于唐玄宗后期“大攘四夷”，贪图边功，发动对吐蕃、南诏的侵略战争，李白则明确表示反对，与高适“圣人赫斯怒，诏伐西南戎。”的基调殊为不同。和平共处，核心在于处理民族纷争时要慎战、弭战，即尽量以和平手段解决争端。民族战争带来深重的苦难，“去年战桑乾源，今年战葱河造。洗兵条支海上波，放马天山雪中草。万里长征战，三军尽衰老。匈奴以杀戮为耕作，古来惟见白骨黄沙田。秦家筑城备胡处，汉家还有烽火燃。烽火燃不熄，征战无已时。野战格斗死，败马号鸣向天悲。乌鸢啄人肠，街飞上挂枯树枝。士卒涂草莽，将军空尔为。”因此，“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战城南》）李白相信，只要民族平等、弭兵贵和，就可以实现民族和谐的美好图景。

3、政治清明。初登大宝的玄宗是圣明的，他选贤任能，励精图治，兴利除弊，终于迎来吏治清明、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国力强大的开元盛世。开元末年起，玄宗却日渐骄奢，朝政废弛，沉醉于声色犬马之中。他闭路塞听，疏远忠良能臣，政务委于李林浦、杨国忠等奸佞。于是朝中奸臣弄权，贪污腐化，国家一步步滑向危险的深渊。李白经历了朝廷政治由清明走向黑暗的全过程，而且本身黑暗政治的直接受害者。前已述及，李白在长安任翰林待诏，终遭谗谤，玄宗赐金遣之。这对高蹈自信的李白来说，无疑是莫大的打击，在为自己的不幸伤怀的时候，李白对屑小当道、天子昏聩的时政感到愤懑不平。李白同样为屈死的北海太守李邑、淄川太守裴敦复鸣不平。李白终于对天子丧失了信心，原本打算“待吾尽节报明主，然后相携卧白云”（《驾去温泉宫后赠杨山人》）的诗人，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明主”玄宗皇帝，斥责其为殷纣王、楚怀王之流的昏君，谓：“殷后乱天纪,楚怀亦己昏。”(《古风五十九首 五十一》)可见，李白是何其痛恨玄宗统治后期的吏治混乱和政治黑暗。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意即任用贤臣可以兴国，亲近佞臣可以亡国。史官吴兢曰：“夫与治同道罔不兴，与乱同道罔不亡。”强调国家要兴旺发达，必须走治者的道路，营造清明的政治生态环境。李白当是深谙其中精义，在对玄宗后期的政治腐败进行揭露和批判的字里行间，无疑渗透着重建清明政治、实现政治和谐、振兴国家的殷殷期盼。

4、关照民生。天宝元年，“天下有州三百三十一，羁縻之州八百，置十节度使、经略使以备边。凡镇兵四十九万人、马八万余匹。开元以前，每岁供边兵衣粮，费不过二百万，天宝以后，逐年增多，公私劳费，民始困苦矣。”李白对于贫苦的下层民众，报以深深的同情。李白南下途中经过丹阳，见到船工在炎炎烈日下拖船艰难行进，禁不住感叹“吴牛喘月时，拖船一何苦。”（《丁都护歌》）。李白宿于五松山农家，见其劳累凄苦、生活困顿，难过得不能进食，“令人惭漂母，三谢不能餐。”（《宿五松山下荀媪家》）。李白企望统治者能够行善政，发展经济，解除民众疾苦。在《题瓜洲新河饯族叔舍人贲》中，李白盛赞开元良吏齐瀚开瓜洲新河为百姓带来福祉，泽被后世。诗曰：“齐公凿新河，万古流不绝。丰功利生人，天地同朽灭。”李白在《明堂赋》中更是期待君上“下明诏，班旧章，振穷乏，散敖仓，毁玉沉珠，卑宫颓墙。使山泽无间，往来相望，帝躬乎天田，后亲于郊桑。”在李白看来，通过这些“弃末返本”的举措，黎明百姓的生活就会得到极大改善，就能达到“人和时康”的境界。

三、生态和谐

自然界是人类的家园，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条件。人与自然是何关系，如何相处，是古今中外的人们必须思考和应对的重大问题。李白认为，人与自然是平等的，人类应当尊重自然规律，并与自然融合统一。要而言之，人类应与自然和谐相处，协调共济，共存共生。

1、人与自然平等。人是世界的中心，还是世界的一员，人在自然界之外，还是在自然界之内？老子说：“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也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因此，“在人与物的价值评价上，道家主张从道的观点来看待事物，反对以人类中心论的眼光来看待事物。人类贵己贱物，是出于自身利益和价值观的投射，这是人类主观地拔高自己的认识偏见。从道的观点来看，人也是物中之一物，人和万物都是平等的。人与万物在包括生态过程在内的宇宙过程中的作用虽然不同，但是它们都各自发挥着自己的作用，并且相互依赖，谁也不能离开谁，它们的价值是平等的。人的贵己贱物的态度是违反宇宙过程真相的无知和狂妄。”李白一生深受道家哲学思想的影响，他对于人和自然关系的思考，也深深的打上了道家的烙印。《月下独酌其一》写到，“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李白酌酒，与明月相邀，与影相随，却可以“同交欢”。更为精妙的是，李白认为他其实并不孤独，明月、影子再加上自己有三个“人”。这固然反映了李白惯常的诗意生活，但又何尝不是他对人与自然的一种感悟。李白在诗中将明月、影子和自己相齐，否定了人与万物的等级差别，表明了他对待自然的平等态度，强调人、社会、自然的整体性和统一性。

2、尊重自然规律。世界是一个依照规律运行的有机整体，人类或自然界都受到规律的制约。规律是事物或现象之间本质联系，具有必然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们只有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规律，才能在实践活动中取得成功，违背客观规律盲干、蛮干，只会碰得头破血流，以失败告终。道家强调“道法自然”，任何事物一经生成，便会按照自身固有的道来运行，人不应该妄加干涉，而是要顺应自然，顺应天道，尊重万事万物的本然状态与趋向。道家这种不违自然之道的主张，就是尊重客观规律，依循客观规律，走出了唯意志论的窠臼，具有厚重生态意蕴，是值得肯定的。秉持道家学理的李白，在《日出入行》中，也生动地阐述了这一理论。

诗中描绘了两种常见的自然现象，一是日出日落，“日出东方隈, 似从地底来。历天又复入西海。”二是四季更替，“草不谢荣于春风, 木不怨落于秋天”。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万物兴歇皆自然”，一切都是自然过程、本性趋然而已。因此，李白质问“六龙所舍安在哉?”，嘲讽“羲和！羲和！汝奚汩没于流淫之波？鲁阳何德，驻景挥戈？”。李白接着又说，“逆道违天, 矫诬实多。”人类试图去干涉自然规律，实在是错误、骄妄。李白自己准备“囊括大块，浩然与溟涬同科!”，即以人道顺应天道，依循自然法则行事，与天地和谐统一。

3、人与自然融合。李白主张热爱自然、亲近自然，与自然有机融合。李白对自然有一种令人动容的亲近感，对自然美有一种令人惊叹的感受力。出川远游之前，李白就遍赏蜀中美景，出川之后更是一发不可收拾，几乎以漫游为生，足迹遍及大江南北，观景览胜，畅意抒怀。李白也总结自己“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李白留下了大量歌咏山水丘壑的诗歌，山水诗成为李白诗歌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中可以管窥李白对自然的热爱，如《望庐山瀑布》，“日照香炉生紫烟， 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可以想见诗人见到如此壮美神奇的飞瀑是多么的惊叹和喜爱啊！李白与自然的亲和如一，在《独坐敬亭山》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鸟儿飞走了，云朵飘走了，只有敬亭山与自己默默相对，默默交流。这时，诗人已经完全沉浸在与自然的和谐共鸣中，物我归一。忘却了尘累，忘却了自我，同时在一片清虚中，又回归了自我、真我，获得了心灵的洗涤和宁静。以此观之，“人虽然不能直接用自然界规定自己的人性，但人可以通过与自然界相互作用而与“自然”照面，使人能够依照自然界的自然来确认自己的人性。”李白无疑对此有深刻的认知和体现，熟谙人与自然融合的真谛与价值。

四、当代价值

李白的和谐思想内涵丰富，哲理深厚，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对当代中国的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倡导和谐理念，鼓舞当代构建和谐社会的追求。当代中国正处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征途中。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十六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反映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体现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和谐社会。” 《决定》最后号召各族人民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与以往中国人对和谐社会、美好社会的追求与向往无疑具有很大的不同，时代与具体内涵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就其意趣来说，同样是以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为基本取向。它根植于中国历史的土壤，是中华民族对追求理想社会的崭新阶段，是对中国人和谐理想、和谐理念的一种传承和超越。它需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获取精神支撑，获得精神鼓舞。在这个语境下，李白的和谐思想正可以扮演这样的角色，发挥这样的作用。在对现实的批判以及对理想的坚执中，李白形成了关于人际、社会、生态的和谐理念，这些理念与当代中国的和谐追求是契合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谐思想的精华。同时，李白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诗人，他的诗歌、他的精神对后世有着巨大的影响。李白对和谐理念的倡导，以及他对于和谐的不懈追求，可以推动当代和谐文化的建设，鼓舞当代构建和谐社会的追求，塑造追求和谐的社会风貌。

2、提供理论借鉴，优化当代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路。李白的和谐理念，可以为当代中国的和谐社会建设提供一些有益借鉴和启示。李白注重人、自然、社会的整体关联，认为人类与自然界都是世界的有机要素，他尊重自然、亲和自然、融入自然。这种生态伦理观，正是应对当前社会经济发展中严重的环境问题及其危害所迫切需要的。“中国的环境恶化速度堪比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多年来的高速经济增长，延续着高污染高消耗的资源型经济发展路线，传统的工业化道路对环境的破坏逐渐吞噬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甚至严重威胁到亿万人民的生命健康。环境污染带来的环境质量下降、生态平衡破坏以及公众健康危害，越来越成为制约我国经济持续增长和影响社会和谐发展的关键因素。” 因而，重拾李白的生态和谐观念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我们应当摒弃牺牲环境过度发展经济的错误做法，保护好环境，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建设好生态文明。李白的和谐思想中，人始终是核心，强调构建和谐要以民为本，为民忧、为民利。当前构建和谐社会，同样必须坚持以民为本的理念。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的创造者，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为了广大的人民群众，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要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处理好群众关心的各项问题。特别是要关心民生，为群众排忧解难，着力提高群众的生活质量，让发展成果惠及全民。